前段时间，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在CCTV2《大讲堂》电视节目中提出，只要六个钱包能帮你凑够首付的话，那么最好还是买房子。该论断在提出后迅速火遍网络。

那么什么是“六个钱包”？是指男方的父母、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加上女方的父母、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共六个钱包。

当年中国为什么要搞房改，搞按揭，因为当时中国年就是攒钱了一辈子到死了才能买套房子。我们为什么不先借款先按揭，住了一辈子房子，最后这房子再归我，没有钱做不到这个事，你如果有条件的话，最好利用这个机制。

房子一直是中国年轻人心里的痛，在大城市打拼，就为了买套房，但中国的房价，很多人靠着微薄的工资终其一身也无法在大城市买套房。但啃老族这些年也渐渐被带上了贬义的色彩，但很多年轻人，特别是需要结婚的男性，女性的择偶标准就是有房吗，这也成为很多单身男青年的痛。现在可以利用贷款、按揭买房，但该不该用六个钱包来买房呢？

由于个别媒体断章取义，公众对樊纲的本意其实是有所误解的。回溯当时的语境，当台下观众提问年轻人是否要买房时，樊纲的原意是说，“六个钱包”是衡量家庭条件的重要指标，如果财力允许，应该利用好按揭贷款的机制，而如果财力不允许，则应考虑租房，不要勉强“上车”。

作为研究房地产政策的专家，号召年轻人量力而行，樊纲的发言其实无可厚非。只不过，在许多年轻人都为房价而感到焦虑的情况下，樊纲的发言内容正好激活了公众的“怒点”，这才无辜“躺枪”。

青年群体从来都是网络舆论的主力，而住房则是中国青年的一项“刚需”，年轻人面对“刚需”难以满足的现实，自然会产生不满。在任何国家，购房都是一笔重大支出，而在中国这一矛盾尤为明显。一方面，买房对年轻人并不容易，另一方面，“有恒产者有恒心”的传统观念，以及房子与教育、医疗等稀缺资源挂钩的严峻现实，都给年轻人带来了强烈的购房需求。

这种强烈的购房需求，让一些年轻人有了不计任何代价都一定要买房的观念。为了买房，父辈掏空家庭攒首付，年轻人将大部分工资用于偿还月供，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。前段时间热议的“隐形贫困人口”，其中也提到了为了还房贷，某些高薪白领无法储蓄的情况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樊纲的言论不幸戳中了“利益相关”的年轻人的痛点，这才引起了这么大的争议。

其实，当我们询问老师、朋友，自己现在是否应该买房，得到的回答很有可能与樊纲的说辞差不多。但那时我们不会愤怒，因为老师、朋友和我们一样，也是普通人，也要承受高房价带来的种种弊端。然而，当这些话从一名公众人物那里说出来的时候，人们的情绪自然就不一样了。尽管樊纲个人并非负责房地产政策调控的官员，但是，公众却难免对公众人物产生某种“管管房价”的期待。这种期待，很容易让舆论对公众人物的发言产生误解。

当然，“六个钱包”论并没有什么“险恶用心”，它只是房地产市场长盛不衰的“先上车”理论的最新变种。“先上车”理论认为，房价永远涨，而且房价上涨速度永远快于收入上涨速度，因而先上车肯定比后上车有利，所以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车。

不得不承认，在过去二十年绝大多数时间绝大多数地方，“先上车”理论都是正确的。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些上车早而得利的人，也有一些没有及时上车而懊恼悔恨的人。在市场的教育作用下，不择手段凑首付买房俨然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。买房成了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国情教育课。事情甚至演变为：对一个人好，就劝他买房；想害一个人，就劝他相信房地产有泡沫。

事实上，中国的住房问题非常复杂，国家也一直在推动各种政策，实现“房住不炒”的终极目标。解决房价问题的“秘诀”，还是要到经济结构转型中去找。欲将房地产与中国经济体松绑，不仅需要房产税、限购等短期调控措施，更需要国家大力发展实体经济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从根本上化解房地产市场过热的问题。而对普通人而言，我们需要做的，则是不轻易被断章取义的报道干扰心绪，用合理的心态面对现实压力，做出理性的个人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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