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清时期受严重的民族危机及经济政策影响、民族工商业得到发展、工商业者规模不断壮大。叶澄衷、张謇、乔致庸、胡雪岩、伍秉鉴等杰出商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。

到了近代社会。随着社会变革动荡加剧，

商人自我认知与群体意识开始崛起，意识到个体力量的有限性。

于是自发以“家乡、地域、行业”为纽带，从到地方走向“联合”，形成独具特色的商帮。

如山西商帮、陕西商帮、山东商帮、福建商帮、徽州商帮、洞庭商帮、广东商帮、江右商帮、龙游商帮、宁波商帮等群体带有区域特色的利益共同体开始出现，由此也揭开了中国商人发展史的新篇章。

随着改革开放30年的风风雨雨中，中国经济发展开始驶入快车道。营商环境得到了充分的改善，中国商人和商业活动在

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

的口号中浩浩荡荡的拉开帷幕。

这简简单单的九个字解开了长久以来对国人创富欲望的种种束缚。财富的井喷使得民营企业家阶层开始崛起。

顾雏军、张海、严介和、黄光裕

等叱咤一时的商界翘楚登上舞台。

02商业文化的误读

中国下海创业浪潮就此展开，但在市场经济的高度开放下，贫富差距问题也随之而来，与贫富差距相对的是文化差距。

最典型的表现为，

国人长期误读甚至片面解读了儒家经典文化，从而对于财富本身及“义利之辩”存在严重误解

。

比如在国家生死危亡时，先贤哲人曾劝诫商人，应该在商道之下追求人道。并说“

君子忧道?，不忧贫?、君子谋道不谋食、读书不为稻粱谋等的言论

。这些言论至今还被极端的解读为：“读书不是为了生存，为人应该追求大道，而不是财富。”

其实这纯粹是误解，孔老夫子的财富观，或者说对于商人的态度，并不是众人所想的那样，对于财富他的认识非常积极，并不过度排斥商人和商业。

相反他还非常肯定财富，在他看来

：“人生在世，势位富厚岂可忽乎哉？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；如不可求，则从吾所好。”

意思是：”人生在世，怎么能不求富贵呢？富贵是可以追求的，如果能让我致富,哪怕是执着鞭子去赶车,我也愿意，如不能追求富贵,那便追随我自己的爱好。

正是这样的误读和儒学仁义文化的长期熏陶，使得

整个中国社会不齿于光明正大谈利益、名正言顺谈金钱，

加之宗教对人欲望的削减。

导致中国商人在社会群体中屡遭讥讽，时常背负着“锱铢必较、唯利是图”的污名。

以至于，今天我们仍旧能看到，商人和商业活动为了能在这种文化土壤中存活下去，而编撰出来的

“嘴上都是主义、心里全是生意”的曲线话术。

从这点上来说，大众抛开文化环境来看单独骂商人群体实在冤枉，毕竟人家也是被环境逼的。

试想看，如果商人或商业活动一上来就如同相亲现场那样明码标价。开口就问“小伙子你房子在哪买的、车子多少钱、有负债吗？爸妈是做什么的？经济条件咋样？

估计你一定会想，这人傻B吧。吃饱了撑着了，我有说过我对你有好感么，一上来就钻钱眼里了？

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商人或者商业活动必须打着：”社会责任感“、”慈善“”大爱”等旗号才能进行，再差劲也得是酒过三巡，寒暄结束，体体面面才能真正的进入谈生意的阶段，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属性使然。

03商道第一准则在商言商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说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”佛教中也解释过，人所有的烦恼，皆来自两个字”欲望“。而

欲望本身概而言之就一个“利”字

。

正如“羊群逐草，商人趋利”，也只是人之本性使然而已。

所以归根到底，

社会流行哪种商业文化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对这种文化的诠释和解读，以及对这种文化过分传播而造成的价值偏颇

，才是对商人和商业社会最大的偏见。

比如说商人”见钱眼开、唯利是图、锱铢必较“就有些以面概全了。试问作为商人若在商既不言商，又没有逐利的冲动，那么从商道的角度来讲他还算一个合格的商人吗?

在

商道中，在商言商是企业生存，基业长青的第一条准则

。所谓的商就是人用对等、平等的价值交换方式参与社会财富的生产、流转、分配和再分配的总称。

商也有买卖的意思，生意商人也可以理解为做买卖的人，做买卖的人不赚钱难道是为了搞慈善么？而道是指总的指导原则，统率商业活动的认知与方法论。

商道，简而言之就是营商、生财之道或是做买卖过程中的哲学

，这个买卖不单指赚钱，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空间和资源的交换。

这正如我们各行各业，乃至于我们个人，都要依靠工作或者某像特长进行社会价值交换一样，商业无非是交换的场所不同而已。

从这方面来说，

商人在商言商、追名逐利乃自然之事，除非有成熟且安全的政治参与环境

，否则要商人冒着业产荡尽的风险来投身政治，无论是出于真诚理想，还是投机心理，从者必然寥寥。

但是，倘若国家都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刻，你商人还要讲在商言商，置国家于不顾，那么恐怕唇亡齿寒，覆巢之下又安有完卵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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